2001年季莫申科获奖感言，Ted Belytschko

泰德Belytschko2001年11月13日，纽约

30多年来，我一直坐在应用力学协会晚宴的观众席上，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获得季莫申科奖章。我很喜欢其中的许多演讲，并听到了许多指导我研究和生活的智慧。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听过的第一次登哈托格的演讲——在那些日子里，每个讲季莫申科的人都能从回忆起他们与季莫申科的接触开始。有一年夏天，登·哈托格曾为季莫申科工作过，当他把自己的研究写成报告时，季莫申科让他把报告提交出版。Den Hartog回应说，他不认为这项工作是世界所期待的。季莫申科回答说:“你认为世界在等待多少出版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一个结果是，我发表了太多的论文，但有趣的是，许多我不太喜欢的论文产生了一些影响，而许多我喜欢的论文却没有影响。

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注意到很多演讲都是自传体的。但我很快决定不写自传，因为我还记得当我担任节目主席时，一位非常机智、才华横溢的季莫申科奖牌得主选择了他的自传作为主题。到晚上10点，他才18岁，我紧张得要死，因为我是项目主席，工会的工作人员在宴会厅门口等着打扫卫生。

所以我不会写自传，但是我想说几句关于我的老师的话。在任何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老师是博士导师。我的导师是Phil Hodge，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也是Carl Herakovich的顾问，Carl Herakovich是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就坐在中间的桌子上。菲尔毕业于布朗大学，师从威廉·普拉格(William Prager)，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清晰和简洁的重要性、个人诚信，以及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乐趣。

菲尔还给了我们一些你可能会觉得有用的格言。其中一条是:“任何值得做的研究都值得做好。”另一条我觉得更有用，是这样说的:“学术文书工作必须完成，但通常不值得做好。”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Ernie Masur，他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第一个职位的主席。厄尼和菲尔完全不同——菲尔每天都带着一盒卡片吃力地去电脑中心做日常工作——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的电脑卡片装满一个盒子，你就是电脑迷，如果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盒子，你就是超级电脑迷——厄尼甚至不屑于打字，说绅士们不打字。但厄尼的品味无可挑剔，对他所谓的“实质”有着惊人的嗅觉，他教会我从糠皮中识别实质。他也很有幽默感，尽管智慧和原则一样，是无法传授的

我非常喜欢铁木申科的演讲是罗什科的演讲“想得小”。在他的演讲中，我发现有许多戒律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决定采取类似的方式，但称之为“坚持不懈地思考”。现在你可能认为我在反驳他，但我要说的一些事情与他所说的相呼应。

我将只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不懈地思考大问题——它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我们的社会——应用力学部门意味着什么。

首先请允许我向应用力学部门发言。在我加入这个学部的三十年里，这个小组的研究不断开花结果:这个学部在工程和科学的应用和理论问题上的影响是惊人的。断裂力学、塑性理论(它实际上是几乎所有合理的非线性材料模型的基础)、微观力学、复合材料、有限元方法要么起源于这里，要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部门的发展。然而，在此期间，来自NSF的资金几乎减少到零，NSF仍然是研究支持的最佳场所，并且非常慷慨地支持许多纯粹和应用领域。

当人们考虑到这个部门对基础知识的影响时，这是令人震惊的，基础知识不仅在智力上是美丽的，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分析思维小组之一，这个小组提出的封闭形式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对许多重要现象的基本理解。我可以补充一点，虽然我是一个计算力学家，但我经常说:“一个好的封闭形式解抵得上一千次计算。”万博体育平台

现在很难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衰退，但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造成的。我认为这源于我们缺乏自我认识，我们缺乏身份认同，我们不愿意出卖自己。许多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实际上已经雇佣了说客来为他们的事业辩护，但作为一个部门，我们几乎从不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高层或国会工作人员交谈。在这方面已经有过一些尝试，但它们似乎总是在减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补充说，我们必须坚持长远考虑——互动的好处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我们困难的另一个来源是我们模糊的自我认同。多年来，本司一直试图代表不再属于本司的领域——流体力学家已经离开美国物理学会，但我们仍然包括流体，大多数动力学家在其他地方，但我们仍然假装它是本司的一部分。万博体育平台也许连我们部门的名字都不合适了。首先，这个名字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大多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年轻人想要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名字，他们不想和那些修理汽车的人混淆。此外，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真正的工程师——我们的许多工作与物理学或材料科学没有什么区别。我敢说，应用力学部的一些成员的贡献，如吉姆·赖斯和约翰·哈钦森，在材料科学中是最重要的。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换个名字——这对土壤工程师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他们把名字改成了岩土工程，并且大大改善了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

这个名字应该是什么呢?我问过很多人。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尝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亵渎。前执行委员会成员Lalit Anand提出了“固体和机械工程与科学”。他建议我们使用首字母缩略词SMEC。我最喜欢的是“固体科学与工程”——ses。我认为是时候认识到我们既是工程师又是科学家了，我们的名字应该准确地反映出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做的!

但更重要的是，执行委员会及其前任成员应该经常与国会工作人员、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资助机构的人保持联系。我们在ASME有一万人，在ASCE有更多的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以及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坚持不懈。(例如，通过这样的长期努力，数学刚刚赢得了资金增加四倍的承诺)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年轻人的，我想根据我过去的成功和错误给他们一些建议。想大就是在前沿寻找重要的问题。太多的年轻科学家通过阅读一篇论文并看看他们如何扩展它来选择他们的主题——这不是发现重要问题的方式。你必须与许多人交谈，阅读你的学科和其他领域的文献，并确定新兴领域和重要问题。幸运的是，在我职业生涯早期的咨询工作中，我偶然接触到了非线性有限元——1971年，我写了一个碰撞代码，当时交通部的一个有远见的人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推销碰撞测试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取代的想法。在那个时候，计算机速度很慢，即使是500个元素的模拟(今天通常使用500,000个元素)也比一个测试要贵，所以这个程序很快就被搁置了。但它让我有机会在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新领域做一些工作。

为了强调研究新问题的重要性，我引用诺贝尔奖得主阿诺·彭齐恩(Arno Penzien)的话，他发现了支撑大爆炸理论的背景辐射:“有两种类型的科学家:2%的人发现新事物并开拓新领域，其他98%的人修复他们的错误;荣誉属于前者。”

我们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对本司的成功也至关重要——我们的未来显然取决于他们。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淡化金钱在我们晋升标准中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许多学校里，金钱的数量取代了对教授的晋升和认可的所有其他因素。这真的很荒谬，因为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目的是教书和做研究，而钱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在很多地方，你的年度报告最上面写的是你花了多少钱。每个人似乎都痴迷于《美国新报告》和《世界报告》的排名，其中金钱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可以想象有一天两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在谈话中会想:“为什么对爱因斯坦大惊小怪?-我听说他每年没赚到10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醒我们的管理者，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管理人员已将间接资金纳入运营预算，因此他们对巨额研究资金流越来越上瘾。结束这一局面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我们能从大处着眼，坚持不懈，我们至少可以缓和这一局面。

在新兴领域，如微力学、纳米力学、细胞力学、生物力学、计算机模拟，以及许多今天几乎看不到的领域，对我们来说有巨大的机会。但要享受这些，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妻子盖尔和我的孩子彼得、妮可和贾斯汀;我在西北大学力学领域的同事们，刘永康、布莱恩·莫兰、简·阿肯巴赫、凯特·布林森、兹德内克·巴赞特、曹健、艾萨克·丹尼尔和约翰·鲁德尼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团队，他们的合作、团队精神和竞争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的学生和博士后，以及我的专业同事，尤其是汤姆·休斯和廷斯利·奥登，他们对我获得这个奖项起了很大的作用。